溯源与探寻

　　课程主讲老师：谢清果

　　华传明心。

　　2022年9月29日上午，《华夏传播概论》以师生问答开启了本学期的第三课。作为传播学系极富交流与研讨氛围的特色课程，谢清果教授在本讲中主要就同学们最感兴趣的两个问题——“面子”的媒介性与中西内向传播的差异进行了详尽的解答。

　　“面子”人情，

　　虚实媒介。

　　“面子”何以作为传播的一种媒介？

　　谢老师指出，要想辨清这个问题，需要从“媒介”的定义与起源谈起。我们早已习惯于高度媒介化的生活，互联网也同我们的皮肤一样成为了每个人感知外部世界不可或缺的工具。然而事实上，“媒”最早的意思为“媒人”，强调双方从陌生到相识这一过程中“关系”的建构，正如互联网让所有人都能够轻松产生联系；“介”则恰恰相反，意为“宾介”，强调区隔，我们也不难联想到由于不同地区的教育程度、资源质量而导致的数字鸿沟。因此，媒介这一概念能够充分体现哲学层面上的对立统一关系。

　　历史上最早记录的媒介就是尧舜禹时期用于占卜决策的龟甲和牛骨，到商朝晚期发展成了相对成熟的甲骨文。随着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国家事务的繁杂以及实体记载的必要性，不同种类的文字应运而生，文字成为了国家治理的基本工具。那么媒介是否一定都要像文字符号那样具体可感？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面子”究竟又能否算作是一种媒介呢？

　　谈至此处，谢老师强调，“媒介”本质上代表的是一个“中”的概念。即只要一个物品或是抽象的内容在某些场景中发挥了“居中”的功能，并且起到了联系和区隔的作用，就可以被称为一种媒介。而我们常常谈起的“面子”，虽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它总是存在于特定的关系与传播实践之中，并在某些具体情境下传达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情感的薄厚又与“关系”有着紧密联系，“面子”也因此具备了重要的媒介意涵。概言之，“面子”代表着人情，体现着关系，并在我们的交往沟通中时刻传递信息、表达意义并且建构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媒介”。

　　天人合一，

　　内向超越。

　　“面子”这一媒介除了指向外在的人际传播行为模式，也暗含着人们试图通过修养自身来契合社会规范的努力。基于此，有同学就中国与西方内向传播的本质区别产生了疑问。

　　对于这个问题，谢老师首先将内向传播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特点相联系。他谈到，社会是人的关系的总和，而传播则根植于社会生活当中，其本身就具有交流性、互动性与公共性。如此而言，传播就孕育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中国的传播学实则可以称之为关系传播学。自我传播并非独立的传播实践，而是人类传播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儒家提倡“慎独”，所包含的“自省”与内向传播中的“自反性”是相呼应的。因此，在中华文化中自我传播实则是自我完善、自我升华的一个过程。

　　中国与西方内向传播的根本不同在于，西方内向传播是让人“认识你自己”，而中国则强调“成为你自己”。前者意味着成为一个明理守法的社会人，后者着眼于通过修身克己，涵养以道德为核心的圣贤品格，这与中西方对于外在世界的认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由表及里，谢教授又从本体论的视角为同学们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中西思维分野的原因所在。西方哲学认为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因此西方学科素有注重分析与工具理性的思维传统，认为“人”是万物之灵。而中国古代先贤则把万物归结为“气”，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强调一种整全性思维，如北宋张载曾提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亦是指世界由气生成。相较于西方所强调的“主客二分”，我们的社会传统注重综合与整体，更讲究“主客交融”，追求内向超越，反求诸己，从而融入世界。正如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临终前曾说：“我心光明，夫复何求。” 不同于西方把达到最高境界的追求赋予上帝，中国人是将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求蕴含于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当中。

　　短暂的课程在师生间友好的交流互动中趋近尾声。谢教授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传播学的学科知识，在教学中以具体问题切入传播学基本概念，深入阐释了“面子”理论与中华文化中的内向传播本质，使同学们深入领会到了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哲学思想，体悟了到中国哲学思维模式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及其穿越时空的当代意义。我们作为当代传播学的建设者，亦当继承传统文化之精髓，深刻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丰富内涵，挖掘其超越国界、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为人类的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