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言部分，主编埃尔基·胡塔莫和尤西·帕里卡指出，当前诸多新媒介研究对于历史并不重视（“这些新媒介研究却表现出了对于历史的同样漠视”导言p1）；并且对于研究方法和路径的讨论也往往无人问津。而就算是对于媒介历史的研究，也往往出于对事实本身或者其能够呈现媒介文化大致情况的目的，“这些‘事实’的性质常常被当作既成之事，它们与观察者及其所处时代及意识形态上的关系，也仅被当作假定对象而弃之不论”（导言p1）。

　　因此，媒介考古学正是要去改变这一现状。但本书的目的并非是要树立正统，而是主张打造出公共论坛，“引发人们对这一新兴领域的相关问题及其前景的‘多元化’探讨”（导言p2）。正如胡塔莫和帕里卡所认为的，媒介考古学并不应该局限于某个特定领域，而应该发挥游牧的特性，发展成为一种“四处游荡的学科”（p3）。

　　全书共分为三大部分。在第一部分，胡塔莫等人收集了诸多涉及精神、心灵问题的论文，这些论文集中于对“虚拟媒介”的思考，认为“媒介是操控人类及其文化的策略和技术的宝库”（p23）。在第一篇论文中，胡塔莫围绕库尔提乌斯的主题理论进行了探究。胡塔莫指出，主题是“传统记忆库里的外壳或容器”，“塑造了文化对象的意义”（p26）。以“小人儿”为例，这一主题在文本中以不同样貌反复出现。随后，胡塔莫将主题引入媒介研究之中，认为可从三个视角对主题进行思考：主题是与其他文化传统的连接器件；主题是对媒介文化形式、主题和幻想的评论和阐述；主题是旅游文化的一种工具，是文化工业中的话语准则。胡塔莫认为，挖掘媒介文化中的主题是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借助这一过滤器有助于探索那些“与传统相反的、真正新潮的和进步的事物”（p39）。此外，胡塔莫也提醒不应将所有内容都划归到主题之中。

　　克塔滕贝格的论文则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理论切入，分析虚拟媒介考古学是否可行（强调技术想象和话语实践），并介绍了几种变体学视角（“我试图在虚拟媒介的考古学中提出一个初步的、涉及极为广泛的个案史选集，以阐明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所具有的惊人的多样性和多义性”p55）下的虚拟媒介：与神灵交流的虚拟媒介、与灵魂世界交流的虚拟媒介、与“他者”交流的虚拟媒介、跨越空间和缺席的虚拟媒介、超越时间的虚拟媒介、未实现或被遗弃的媒介谱系（作为潜在媒介的虚拟媒介）、作为丰裕媒介的虚拟媒介、作为拯救媒介的虚拟媒介。最后克塔滕贝格指出，虚拟媒介是无法在现世显身的媒介，它可以被视为“对想象主体投射到周围环境、远离虚幻自我的这些无法实现的愿望的讽喻”（p65）。此外，正是对虚拟媒介的想象，推动了一系列现实媒介的落地，而现实媒介又会激发对于虚拟媒介的想象。后两篇论文则分别从影响机器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研究。

　　在第二部分，胡塔莫等人收录了一些研究面对/互动媒介的论文。这些论文关注界面，即连接不同媒介、主体的物质，涉及媒介间性。草原真知子通过对Baby Talkie这一小物件的分析，指出当时日本文化与外国文化深度交融，并且实现了有机融合。而旺达·斯特劳芬则以游戏作为引子，分析了电影的触摸特性。斯特劳芬认为，电影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触摸-去触摸-再触摸的演进趋势，这种触摸特性是电影的核心所在。在电影被制度化的过程中，触摸特性被削弱，但家庭影院这一新的电影形式有希望将触摸特性召回。

　　克劳斯·皮亚斯则以玩作为视角，分析了电脑游戏对于玩家的意义。而温迪·秦的论文则关注数字媒介的非共时性，即持续的短暂性。秦以麦克斯存储器为例强调了媒介物质层面的短暂性，并以孟德尔学说论证了重复的重要性（“思想传播的例证”p187）。秦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介的存储特性更多是源自对信息的不断重复，即数字媒介是通过“不断传输和重写文本及图像来实现历史的书写”（p188）。

　　第三部分的论文更加关注媒介的物理特性而非传统的文化意义。保罗·迪马里尼斯和尤西·帕里卡的论文都关注噪音这一长期被视为负面产物的物质。他们认为噪音的产生意味着信息的变化，并且噪音问题是一个技术而非意义问题。此外，帕里卡指出，无论是控制噪音还是利用噪音，都代表着噪音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凸显。而沃尔夫冈·恩斯特则从更加宏观的视野全面论述了媒介考古学的物质转向。恩斯特认为，媒介考古学应该摆脱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并且着重关注媒介的物质而非意义层面，以免落入诠释学的陷阱（关注那些与人类文化相关联的内容）。对于这些内容的关注会导致人们忽视那些非人类文化语境的媒介内容。

　　此外，还应该在研究过程中注意描述，而不是做传统的叙事。而关注媒介所代表的非线性历史（计数）也要求摆脱人类的线性历史时间模式。另外两篇论文则分析了计算机何以成为一种媒介以及斯特雷奇的情书生成器的技术逻辑，也强调了媒介考古学对于媒介物质的关注。

　　在后记中，维维安·索布切克以“在场”理论解释了媒介考古学的目的，即让过去之物再现于这个时代（“我们在实践、操作和感觉上接触这些碎片或痕迹，使其再次被激活并变为现实存在的时间和地点”p316）。最后，索布切克以海登·怀特在《元历史》中的思想来分析媒介考古学的深层结构。其一，媒介考古学具有浪漫式的情节模式，它关注物质特性，反诠释，希望“通过复兴、复原以挽回‘过去’以超越人类的死亡宿命”（p320）。其二，媒介考古学的形式论证模式是“形式论”的，也就是注重识别客体的独特性，主张“消除媒介对象之间的相似之处” （p321），并将其视为不必依赖语境的对象。

　　其三，媒介考古学的意识形态蕴涵既是无政府主义的（浪漫色彩，反对历史建制，主张异质共同体），又是自由主义的（理性化，与历史建制和谐相处）。最后，索布切克总结道，媒介考古学具有“未学科化的无政府主义状态”（p322）,它营造一种在场的话语，并对与媒介考古学相关的建制化学科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