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二的最后一抹余晖低低掠过望京、三里屯和青年路，天光四敛的一霎，在这些挤满公众号小编、野生意见领袖和二手信息肉喇叭的地盘上，敲击键盘的声音渐渐归于平静。最迟钝的编辑都放下了手上的电子烟，任凭这样一个声音抵达心头：

　　“公众号，完了，公众号，完了，公众号，完了……”

　　于是，像被感召了一般，他们在亲手染污的信息河流上停下摆桨的手，面面相觑，诚实地舒展出应有的空洞。

　　午后，一个公众号编辑来到神父前，在黑魆魆的用樟木拼装而成的告解亭里掩面而泣。

　　“我是个青年亚文化公众号编辑，自我夸耀地说，我是个恋尸癖，因为青年亚文化死了；实事求是地说，我是个骗子，因为我述说的青年文化都是假的，所以我宁愿说它死了。”

　　“我们就这么夸大其词地捏造着网线另一端的故事，该死的VPN，以及它赋予我们的唬人的特权。如果真有人把那些东西当成酷 —— 天哪，就是这种可能性令我心焦！那只是用普遍意义上的酷升华过一遍，用最大公约数计算出的共情对焦过一遍，最后用通货膨胀后的修辞批量包浆的精神垃圾食品。”

　　“我们用尽浑身解数，不去描述事情本来的样子，而是将事情夸大到恰好可以被那些令人目眩的形容词形容。就像……就像一个纸杯蛋糕！你会发现它们的叙事是蓬松中空的，即便它们经过烘焙，膨胀到挤满了各种意义的纸杯。”

　　“是的，我就是流水线上为蛋糕充气的那一环，最可怕的是，”他顿了顿，“我却渐渐不再为此脸红。”

　　这是一个燠热的星期二的午后，神父从午睡中径直醒来。

　　前一天他曾聆听一位西二旗产品经理的告解，再前天则是社科博士、大厂寄生人和一个来自遥远南方的妓女，除了妓女，其他人都抱怨自己的生活就像是一场卖淫。

　　神父早在十五年前就已不会为任何程度的坦诚而感动，他甚至不知道面前这位忏悔者究竟是恋尸癖、骗子、还是出轨的蛋糕师。

　　“实际上我是个绝望的矿工”，

　　忏悔者又说，没察觉到神父眼中更浓的疑惑，“我挖掘着每一个事物的意义，总想激起读者心中哪怕一丁点儿获得的错觉。直到没有意义，直到意义的意义都被陈词滥调的陈词滥调磨平。那一天，我的报应来了。”

　　“那一天，我看到一切事物时看到的却是他们的符号，看到一切符号时看到的则是符号的隐喻 —— 但我偏偏看不到事物本身。

　　我描述了所有我见过或者没见过的东西，同时污染了它们。我病了，我是感官上的残障人，如果我的视野内置了解读的滤镜，那么我的眼睛就遮蔽了它本身。”

　　“什么时候开始的？” 神父问。

　　“发现失去感觉的那一刻。也许我曾经有感觉，但开了第一百次该死的选题会之后，我真的不知道了。

　　你能想象吗，选题会，让我打个比方，一群人围成一个圈，一个人突然撩开上衣，掐着自己身上某一点说，‘这是我的G点，你们捏捏自己这个地方觉得爽吗’，所有人依次开始掐，有的人说爽、牛逼、找得准，有的人说什么玩应没啥感觉。”

　　“啊，这真难以启齿，” 公众号编辑小声说，“现在，就连我们互相掐都没有感觉了。”

　　“我的孩子，如果真如这般痛苦，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神父问。

　　“在我看来，所有能坚持下来的人，本质上都是露阴癖，喜欢想象别人惊讶的表情，但又因为一无所知以及一无所有，于是只能突兀地解开裤子，用不在乎自己到底大不大的自大去刺痛别人。”

　　“停一停吧，”神父叹了口气，“这是一种优越感，不是吗？”

　　“我的孩子，”他接着建议道，“或许你应该释放囚禁在自我（ego）身上的目光，扫视一下周围，看看那些更不严肃的，或者更严肃的可亲的同行们。”

　　“我亲爱的神父，人人都知道，谁都能当公众号编辑，就像不论什么货色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不论什么货色的人都能找到他的读者。

　　当我环视周遭，发现那些不严肃的，已经开始表演起了公共色情秀，他们诉说男人被男人强暴的故事，只需用你要努力奋斗实现阶级跨越以避免这一切作结，他们诉说女人被男人强暴的故事，只需用你要精神独立成为女权大宝贝儿把这一切当做前车之鉴作结。

　　说到底，人们还是喜欢看强暴的故事啊”。

　　“而更严肃一些的呢，那就谈谈新闻理想吧。每当听见这个词，我总忍不住怀着一如既往的小人之心揣度，他们实际上指的，是自己无法抵达的文学梦。”

　　“他们会说，这个故事太有意义了，我有使命把它报道出来！呵！我看他们只是缺少创造的天赋，只能通过编排一番他人的人生，把叙事的欲望胡乱发泄一通。

　　看看那些稿子，他们把好端端的时间线打碎拆分，制造一些自以为是的蒙太奇，把毫无联系的事情生拉硬扯在一起，营造一些别有深意的互文，再穿插上某个人物微妙的动作或神情，作为他们自以为是判断的脚注和余音。呵！他们去认领这些故事，就像认领他们的新闻理想。”

　　“或许，你可以另择它路，比如…”神父最后挣扎说。

　　“难道让我去拍短视频吗？！”因为恐惧，公众号编辑抢在神父之前喊出了这个词。

　　两人陷入沉默。

　　“主啊，” 神父叹息，“这是个没有信仰的年轻人，所以才会把所有的信仰看做欲望。”

　　“主啊，但现在他也没有欲望，他欲望着有欲望。”

　　“迷途的羔羊，饥饿的旅人，”神父看向他，“你需要一次神迹。”

　　比如呢，比如什么神迹呢，一篇十万+，一次三十万的头条投放，或者抖音突然消失，让公众号黄金时代回眸一次，还是，还是再听别人轻轻地唤我一声，媒体老师？

　　那就让神迹出现吧，时光倒流，一位明显局促不安的媒体老师再次出现在觥筹交错的名利场，他摩挲着他的A类媒体证，心里酸楚地知道，他真正能和这个世界能交换的，也只有一篇通稿，而他真正能和另一位媒体老师交换的，除了一只中南海，几句流言蜚语，只剩下对彼此真诚的轻蔑。

　　“我的孩子，”神父早已习惯对这种无能为力心怀坦然，“据我理解，你的工作溢出了，你的思考、你的语言都成了对思考和语言本身的戏仿。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停止自满于这个无聊的游戏，它把你的脑袋都搅浑了。”

　　公众号编辑没有说话，即便他没有说话，他仍害怕眼下的沉默成了对沉默的戏仿。

　　“我还需要更多的字吗，我还需要更多的词语吗，我还需要更多的修辞吗，当然，当然，当然！我需要投身其中才能与之斡旋，啊，我亲爱的神父，如果我有信仰，那就是这斡旋本身，我现在需要的神迹，是一些真实的劳动，和一张真实的纸钞。”

　　这是一个星期二的沉闷午后，神父在告解窗的后面打起了盹，没有人能真正地做一个对社会没用的人，这是他最后对那位年轻人的安慰。

　　像是对所有让他厌烦但却不得不施以庇佑的人一样，他的忠告是一个以安慰为名的无聊诅咒。